中国园林网3月7日消息:说到国家公园,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其实,在我国,最早庐山风景名胜区申遗的时候,用的英文表述就是Lushan National Park,用了‘国家公园’的概念。但其实两者相近却也有所区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的有益探索,试点取得明显进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与完善给予了关注。
国内外国家公园的定义有所区别
“在我国,对国家公园的保护要求起点很高。在国家公园设计上就体现出最严格的保护,以严格的举措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但在国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国家公园’有着不同的定义。在IUCN的概念里,根据不同区域的保护强度分为六类,国家公园属于六类中的第二类,保护强度要略逊于自然保护区。”闵庆文解释说。
不仅是区域内保护的级别有所不同,在建设国家公园的出发点上,国内外也存在差异。2017年9月26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公布,第一次描绘了国家公园的轮廓,我国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理清思路、加强保护和管理,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在国家公园的探索中,一些国外经验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有些管理模式并不适合复制,而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良。”闵庆文补充道。
国家公园需要科学划定、合理分类
“严格意义上讲,我国自然保护区起步于1956年,比黄石国家公园晚了80多年。”闵庆文说。
起步晚、面积广也造成了我国对自然资源保护区的“抢救式”划定。在一些自然保护区也出现了“一圈了之”、空间规划范围不合理,主体功能不明显,功能分区不明确,资源整合难等多种问题。
对此,致公党中央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建议,通过科学分类进一步夯实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发展的基础。首先应梳理整合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别及其内部分类,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特色、保护程度、管理目标等研究制定统一的分类依据。其次制定空间规划及管理目标时,要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进一步突出主体资源属性和主导生态功能,优化重组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包含多个生态系统类型和资源类型,建议科学规划国家公园建设,研究交叉重叠现状及整合方法,确定国家公园的主导功能。
例如,以三江源等重要地理单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应确保可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原真性;以大熊猫等旗舰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应确保可以维护自然物种演化过程的系统性;以地质遗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应确保可以保护地质遗产的完整性。
“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接下来,我们将从国家公园体制的技术支撑与行政执法、园区管理等方面发力,使三江源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密、加深、加强。”全国人大代表、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长南阳告诉记者。
特殊区域需要特殊对待
苍茫的冰川雪原、秀丽的河湖湿地、葱翠的草场森林,在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不仅有旖旎的风光,还有12个乡镇,53个村,16793户牧民、61588人。其中,贫困人口2.4万人。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初,也有人质疑国家公园里上万名的牧民是否会对保护工作造成影响。但幸运的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留了下来,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巡护的范围也由原先的草原扩展到了山、水、林、湖等。
如今的三江源,已有17211位牧民走上生态管护岗位,成为园区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
南阳表示:“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结合,前后为园区内4040户牧民解决了公益性岗位,户均年收入增加两万多元,实现精准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成效良好。”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是符合现实考量的‘特殊化’处理,如今不仅让生态环境更加优化,也有了人文色彩。其实,不仅是在三江源,在陕西洋县的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有这样的特例。朱鹮对稻田十分依赖,白天要在稻田、小河沟里找泥鳅、小鱼吃,传统农业在这里不再等同于落后农业了,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有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会让保护工作事半功倍。” 闵庆文对此深有感受。
在一次国家公园项目成果交流和国家公园试点进程分享会上,IUCN中国代表朱春全曾以哈尼梯田为例来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他认为,在一些地区加以本土化、多元化的设计,生态保护效果将更加突出。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建设的队列中来。定义更清晰、划定更科学、设计更富特色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目标、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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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