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六个走向

中国园林网10月15日消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大同作为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一直积极探索和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和发展之路。历史文化名城最为珍贵和稀缺的资源是它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看得见的只有物化的文化遗产，而几千年的文明史，失去的东西比保存下来的多得多。文化遗产记录了历史的脚步，有文化遗产才有今天展示古文明的可能。大同古城中一片片历史街区、一条条古老街巷、一座座传统建筑，就像一部部史书、一卷卷档案，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贮存着城市的文化信息，见证着城市的历史足迹。大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宏大实践中，积累和形成了“六个基本走向”的大同模式。

一是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

旧城改造是破坏历史文化名城最锐利的武器。旧城区是城市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是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范畴，但往往又是房地产开发争夺的黄金地段。在市场经济时代，衰落的文化古城远远不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对手，伴随着“隆隆”的推土机声，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建设性破坏是在“名城保护”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2006年，某院校为大同文化名城所作的保护规划，城墙周边作为名城保护建控地带许可建设多层建筑。正是有了这种“理论”的支持，才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放开手脚的大规模破坏性建设。旧城改造，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2008年，大同市政府废止了“旧城改造”的提法，代之以古城保护的先进理念。政府发布通告，勒令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旧城改造项目全部停工，60多个开发改造项目被紧急叫停，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保护，就是坚持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一切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纲，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遗产的文化基因，首批启动的保护项目有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帝君庙、代王府、城墙等建筑群体，对这些建筑群保护范围内的破坏性建设全部拆除，一点一滴地扩大和保护城市记忆的特征。

二是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割断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一处处文化遗产就沦为“文化孤岛”。城市和人一样，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了生命，越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其文化积淀越是深厚，生命体系越是完整。正如生命体的发展离不开母体遗传信息的传递一样，文化名城也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环境氛围。建筑是人创造的，人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渗透到建筑里去了，它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用自己的生命诉说历史。一座形单影只的古建筑，周围都是新建筑，“十面埋伏”，那么大的压迫感，它的呼吸很困难，生存也很困难，持续发展更困难。因而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层次、第一标准、第一境界、第一规范应当是整体保护，包括文化遗产的文态，生态环境，这也符合国际惯例。像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德国的吕贝克，中国的平遥古城等，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一个拥有完整历史风貌古城的城市，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近 5年来，大同致力于保护文化名城整体，保护范围北至操场城街，南至北都街，东至御河西路，西至魏都大道，面积约4.8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没有建设控制地带、没有环境协调区，全部划定为保护区域。该区域内对古城风貌造成严重破坏的多层建筑，全部列入拆除范围，目前已拆迁影响古城风貌的违法建设近千万平方米。所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划定为保护对象，尽最大可能保留其历史文化信息，恢复古代水平城市的基本格局。有人提出异议，这样拆迁是否成本太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其实，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的多层建筑基本为垃圾建筑，是人居环境极差的危房，无论搞不搞古城保护都在拆迁改造范围，区别只在于拆除出来的城市空间干什么，是用于古城保护，还是用于商业开发。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才是最大的浪费。一个政府最怕的是目光短浅，没有理想，只考虑眼前显性政绩和经济增长指标，缺乏长远历史眼光。短期的行政行为，会毁掉一个城市的价值。

三是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期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夹缝中徘徊，剪不断、理还乱。为了保护，我们划定了保护范围；为了发展，我们划定了建控地带。殊不知，正是建控地带的规范，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被肢解，厚重的历史文化气场被击碎。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但无情的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这是水中月、镜中花。在一个仅有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保护与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早在50年代，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可惜历史的误会让“梁陈方案”与古老的北京擦肩而过，给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留下沉重的历史遗憾。2008年年初，大同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可以这样讲，大同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意义上按照“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

有人说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应当在城市发展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因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现代建筑的足迹。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作为一个消逝的时代，历史传统建筑遗存就显得格外珍贵。我们拥有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物以稀为贵，正是城市价值的独特体现。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古城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我们为什么非要和老祖宗较劲，在狭小的古城塞进今天的记忆，去干破坏古城历史风貌的蠢事呢？登高望远天地宽，我们应当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去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古城是纯粹的古城，新区是纯粹的新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古、一个新，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对比形成强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强大的文化张力，张力形成城市的文化魅力，这种魅力震撼你的灵魂，给你带来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

四是从文化造假走向修旧如旧。

时近60余年，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正确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是当务之急。应当看到，中国与西方建筑是有明显差异的。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残破不堪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连续空间背景，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这无论从故宫群体，还是晋商大院、平遥古城，都能找到很好的例证。但大规模修复，又会触动禁止复建的底线，影响文化遗存的原真性，蒙受“文化造假”的责难。其实，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范仲淹一篇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记载的就是庆历四年春（1044年）对岳阳楼重修的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现存之岳阳楼又为清代重修，否则一千多年久远的历史信息就会消失。罗哲文先生讲现存的古建筑90%以上都是经过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的。可以这样讲，没有历代的修缮、复建，就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别“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不能把文物“修旧如旧”正宗传统方法，不加辨析，笼而统之斥为“文化造假”。

大同在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和修复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坚持四个基本方法：一是考证充分。在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收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的依据，传承历史的信息，坚持没有历史依据不设计，没有专家论证不开工。二是遗产本位。文化遗产属于哪个朝代，按哪个朝代的营造法式进行重大修缮、重修复建，不能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三是“四原”保存。在修缮、重修、复建中，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原来的建筑结构、原来的建筑材料、原来的工艺技术。“四原”是鉴别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的试金石。“四原”又以原来的建筑材料为核心。中国有史以来的传统建筑大都为大木构架，砖木结构的传统作法即为修旧如旧，钢筋水泥的现代制造即为文化造假。四是浑然一体。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梁思成先生提出了与《威尼斯宪章》古迹修复可识别性原则不同的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我们在古城修复中遵循梁思成先生这个贯穿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修复的规则，坚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美学价值。

五是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

文化名城屡屡遭遇建设性破坏，来自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低矮破旧、苟延残喘的老院，饱经沧桑、满脸皱褶的老脸，功能缺失、狭窄弯曲的老巷等等，都是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包袱，花钱保护，成本昂贵，代价巨大，得不偿失。在利益的比较与权衡中，向文化遗产挥起了“屠刀”。这实质上是把“珍珠”视为“垃圾”，老是资本、资格，老是漫长岁月留下的年轮，是风雨雷电留下的残迹，是朝代更替留下的印痕。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世界上不乏以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产业成功的国家和城市。日本的京都、奈良，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除了文化旅游产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富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座完整历史风貌的古城，价值连城，胜过黄金，是昨天的辉煌，今天的财富，明天的希望。大同在名城古都的保护中，孕育着一个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四位一体。文化资源永远不会枯竭，在保护中发展，可永续利用，持续不断创造价值。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城市最为宝贵、最为独特的优势，它是文化理想的旗帜，历史情怀的表达，民族精神的象征。站在名城古都，就是站在伟大与神圣的脚下，子孙后代可以从它身上不断汲取更多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和文明的情愫，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是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全球化带来城市发展的趋同化，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大同力求在大规模的急速的城市化运动中，不被平庸的浪潮所淹没，而是张扬自己的个性特色，走以特领先、以特取胜之路。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文化特色既是城市景观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又是构成城市形象的精神和灵魂。大同古城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这是大同最高贵的价值所在。从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壁画造像、民居街巷，到传统技能、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戏剧表演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夜以继日地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和变迁，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城市中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特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文化擦亮城市面孔，特色打造城市品牌，思想决定城市战略。“一轴双城”的个性和特色，将成为大同城市的真正魅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熔铸着时代的精神，塑造着城市的品格。这就是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用文化打造的大同。大同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中国古都，天下大同，一个文化和精神的高地，一个充满文化自信、阔步走向未来的理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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