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理论成泡影 成都旧城改造的思考【评】

    中国园林网8月11日消息：成都，在这片坐落在长江上游号称天府之国的土地上，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印证了蜀国辉煌的金沙遗址。公元前三世纪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灌溉、防洪作用。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座２３００年来城址不变、城名不变的文明古城仿佛从一夜间醒来，雄心勃勃地提出了用五年时间把成都建设成为“创业环境最佳、人居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中国中西部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危改工程、畅通工程、沙河整治、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水环境综合整治等，围绕着实现城市最高发展战略目标，成都开展了浩大、系统的旧城改造工程。

    今天，频频闪现的还有“重大决策公示”、“听证”、“信息公开”、“扶困救助备用金”……这些字眼已成为成都在旧城改造环境里一个个聚合人气、深得民意的字眼。

    古老的成都重新焕发了活力，这一切似乎与先辈们创造辉煌古蜀文明时的情景有点儿像。在文学爱好者的笔下，成都是迷人的、充满魅力的：浣花溪茂密的芦苇，优雅的鹭鸶；杜甫草堂，武侯祠溪流环绕，竹木葱茏；“熙来攘往，如登春台”的春熙路商业街，全国的街头潮流和品牌都在这里跳动着同一脉搏；傍晚时分的老成都民俗公园，夜幕低垂，灯光亮起，成都老桥老街次第在眼前呈现；窗明几净的英特尔、中芯国际等跨国公司办公大楼，整齐地坐落在市郊不到十公里的高科技开发区内；口感细腻，特色鲜明的火锅，串串香；时尚漂亮的成都女孩；合理规划的马路；整齐布局的商业住宅区；威严高耸的办公大厦；流光异彩的霓虹夜景；绿树掩映、花木丛生的高速公路……

    三年来，成都完成了１３．１６万户居民大搬迁；实施改造开工面积８３５万平方米；累计拆除各类危旧房５７７．１４万平方米；实现投资１８１．５７亿元。

    静态的数据也许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三年来成都拆除各类危旧房屋的总量与前１１年的总量相当，我们或许能更深刻理解这座城市渴望变革现状的急切心理。

    面对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哈耶克的一本书，那本《通往奴役之路》，那本几乎引起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极大争议的大作，在书中哈耶克毫无遮掩地表示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必定导致低效率，他认为只有自由主义才是正道。哈耶克还悲观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的、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如今，哈耶克的名字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知晓，他在经济、社会、哲学思考上达到的高度，也被广为认同。然而，三年来成都的巨大变化，从经验和知识等不同层面告诉我，哈耶克的论断，似乎正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童话。

    （一）历史·现实

    善意的城市规划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可能不曾料想，他们推动政府禁止拆除四合院老房子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被居住其中的市民们看作是富人的傲慢。因为，保存得再完好的古旧建筑，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一家三口居住在１０多平方米的阴暗、潮湿、漏雨的小屋子里的主人的生活质量。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下午，成都武侯祠后院戏台上搭建了一个录制现场，湖南卫视《象形城市》节目专题《问城记》准备询问十个城市，第一站定在了政府作风比较开明的成都。这里邀请了原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龙应台和时任成都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孙平对话。

    龙应台在《象形城市》录制一开始就直言她对成都的失望：“和去过的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拆得非常彻底，不是成都失去了我，而是我失去了成都。”

    虽然龙应台同时表达了对成都的热爱，但成都市民们还是忍不住对龙应台的“失望论”产生了激烈回应。嘉宾建筑师刘家锟针锋相对反驳龙的“城市观”，他认为，为了保存美学的表象，不进行旧城改造，而让居民生活在没有马桶、不通煤气、人均住房面积不足３平方米的老宅里，这才是不人道的。

    住在成都著名的四合院一条街——宽巷子的住户宋宇光（音）指着一处施工围墙上的图纸对笔者说：“这就是我家房屋改造后的样子，基本上保留了川西民居风格（注：青砖、碧瓦、木头结构的小平房）的原貌。”

    当笔者问到经过改造后的宽巷子会不会是一个假古董时，这个面色黝黑的中年汉子反问道：“长城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修复，天安门城楼也经过了三次大修，你说它们是真古董还是假古董？”

    人们相信历史古迹是留存集体记忆的最好载体之一。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建筑物历史超过１００年以上的，一般都被列为文物古迹加以保护，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能随意更改其原貌。

    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承认，人有趋利避祸的本能，而现实总比历史更为直接。我们只需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我们是不是会因此而放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远行的特权？如果我们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这里的人们放弃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乐于从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层面来检讨，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获得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因为它有可能将我们送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二）个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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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没有主人的同意，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进入这间门槛已经破烂的房子。

    多少年来，这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典故，让无数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西方学者热血沸腾，并进而推衍出私有制对于个人财产权的确立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

    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视野中，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而财产权是确保实现这些权利的主要工具。人类生命的独特性在于每个人都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存在，人的精神必须在物质世界中找到表达方式，而财产权是表达精神的物质依托。财产权是生命权利的自然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基本保障。财产权不仅是财产作为物的权利，更是人作为人支配物的权利，是一项特殊的人权。

    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就否定了财产权，使人们失去了生存的动力和条件，个人自由也因此而失去了保障。人类的正常经济秩序和共同的社会生活是完全无法进行下去的。事实真是这样吗？

    有些人在认识上存在着两个盲点：第一，中国并没有否认财产权；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正。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管仲就提出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战国时期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孟子也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可见，关于财产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用上的认识，在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传统。

    事实上，只要我们不是有意漠视，便会发现中国的国家意识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即将出台的、作为中国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草案）中，私有财产保护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为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

    《正义论》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它要求管理者必须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所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得有违社会公正之精神。

    家住成都市锦江区林家坡１号住户廖榜蓉（音），丈夫已去世，儿子袁凯（音）在读职高，母子俩靠每月１５０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及亲友资助艰辛度日，原住房建筑面积仅有２３．２１平方米，系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

    去年年初，在该片区拆迁改造中，廖被安置了一套位于皇经楼四组３栋１单元５楼１０号的房屋，建筑面积７０．８１平方米。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优先将廖列为扶困救助对象，采取五年一次性廉租租金补贴、扶困救助金冲抵了应补房差款２２１９８．６０元，帮助廖极大地改善了住房条件。

    廖榜蓉只是众多获得政府救助的困难户中的一个。从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底，成都市在改造中针对不同情况的困难群体，先后发放廉租住房补贴近５００万元，使用扶困救助备用金２０００多万元，帮助了上千户的困难家庭喜迁新居。

    通过旧城改造，成都大批长期居住危旧房屋的市民通过拆迁补偿安置，改善了居住条件，从无房户成为了私有住房的拥有者，被拆迁居民的住房面积从拆迁前的人均１０平方米提到２５平方米，户均面积从拆迁前的２９平方米提高到７６．５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从拆迁前的３５．６％提高到１００％。

    （三）权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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