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就在我们身边。2005年4月正是紫茎泽兰开花的季节,一路从四川昭觉驱车向南直到云南思茅,常常看到大片大片的紫茎泽兰白色的小花。花开之后无数的带冠毛的细小种子(1000粒种子质量只有0.05克),将随汽车轮子的转动、风吹、人脚上的泥土不断向外扩散。想起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多个“农家乐”吃饭,无一例外,上桌的鱼都是罗非鱼,再没有口福尝到当地的土鱼了。同时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只要是温暖的地区以及温泉,都在大力推广罗非鱼的养殖。小龙虾在安徽、江浙一带已经成为许多天然池塘的主要收获物。水葫芦出现在三峡库区和美丽的广西漓江。而福寿螺标志性的粉红色卵块在比桂林山水更美的阳朔水域随处可见。大部分管理者对这些物种的认识仍然只局限于对经济、农业、畜牧业的影响,而忽略了它们已经或者正在取代我国多样化的土著经济种类,正在同化我国各地的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同时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生态功能的丧失。而我们人类正是依赖这些生态功能才得以生存。
在我们对已经引进的外来入侵物种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还在以空前的速度和数量引入更多的物种。台湾每年花费600万美元释放2亿个动物(从昆虫到猴子)。现在台湾已经发现75种外来鸟类建立种群。被列入世界100种最危险的外来入侵种的巴西龟,在台湾局部地区已经超过了当地土著龟的数量。“清道夫”一类的观赏鱼在台湾宜兰泛滥成灾,因此还采取了清鱼行动。香港2004年最新的研究发现,在香港已经有19种鸟是因为人类释放而在香港建立种群。大陆还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放生生物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在湖北鄂州梁子湖,放生的螺类已经造成当地水产渔业养殖的经济损失。汉江、四川都江堰、成都府南河、湖北鄂州梁子湖频频报道惊现“怪鱼”。
从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热忱地讨论外来入侵物种问题。但令人失望的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外来生物入侵问题比5年前更加严重。5年来,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控制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种外来入侵物种上,通常都是引起严重经济损失的物种。在检疫名录的长度有限地增加之外,我国仅仅是通过特别通知或控制政策来控制突发的外来入侵物种事件,如对食人鲳和红火蚁的专门通知。这显示我国对外来物种入侵的反应速度可能是加快了,但是在本质上和过去的检疫措施和政策并没有太大区别,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控制仍然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
我国对于禁止引入的物种实施名录制,但是能够被列入名录的物种毕竟十分有限。在全球化时代,进口的物种越来越繁多。有许多过去完全没有引入的物种,现在可能突然成为时尚,例如巴西龟、多种昆虫、名目繁多的花卉园艺种类、越来越多的水产养殖品种等。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引入物种的风险评估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来评估引入的物种。需要有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建立和更新这个制度,并负责对难以确定入侵风险的物种进行评估,将危险性大的物种拒之于国门之外。
同时,经济利益是引入外来物种的驱动力。但目前所有的入侵物种所带来的损失,当初的引入者都没有承担任何的控制和经济赔偿费用。损失是由国家和广大百姓承担下来的。例如互花米草导致福建6个县农民水产业一年减收数亿元,这些损失却没有肇事者来赔偿。禁令可以控制少量的物种入侵问题,而更大数量的潜在的外来物种入侵应该用经济控制方法,使引入物种的人或单位要考虑到引入外来物种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评估费用、引入后的监测费用、如果出现入侵的控制费用以及如果引起损失的赔偿费用。如果能够将这样的经济成本效益应用到外来物种的引入控制上,将有效地减少潜在入侵物种的引入。
总之,我国虽然对外来入侵物种问题已经投入了许多时间、巨额经费和高度的重视。但是5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生物入侵控制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管理措施远远没有跟上,引进外来生物的现象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