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2005年06月27日 13:4021世纪经济报道潘岳
浙江园林网6月27日消息: 中国的崛起已是个不争的事实。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和第三大贸易国，堪称世界奇迹。作为这一奇迹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巨大的荣誉和前所未有的讲台。他们昨天还在虔诚地拜读国际商界巨子们的著作，今天就和这些老师们在财富论坛上坐而论道，明天他们将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开创新局面。实践证明，凡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才是先进生产力，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战略。
中国国情需要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波三折。1950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再加上政治动荡，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们延误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从满目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都成了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1980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25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6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建国5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减少了一半。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
前几年，大家都自豪地欢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也算其中一个。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如我们生产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值得高兴吗？当然不，这中间区别大了。首先是没有科技含量，其次是没有形成高产业结构，再其次是没有创新出拳头品牌。我们虽是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处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尤其是印染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产一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如此算来，我们廉价出口的不光是裤子，还有资源和环境。如果说中国在当时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能再走下去。我们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的选择，将面对祖先、面对子孙、面对历史。
有企业家朋友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
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只有不惜代价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是不是发展与环保永远对立，要环保就不要发展了呢？当然不是。以日本为例，他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还有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
现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全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什么是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国能不能走？完全可以。但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两条，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央去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过去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如果说过去50年中意识形态的“左”与“右”都没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那今天“科学发展观”则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条超越前苏联和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中国企业家们能否走或者说如何走，正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悦诚服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支撑。第一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把绿色GDP与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各种实践。第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体。第三是保障环境公众参与，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种种尝试。第四是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与开发新能源，是中国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惟一选择。循环经济要求企业采用清洁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求企业具有环境成本意识，因为环境是有价值的资源，环境成本内在化与企业绿色竞争力已成中国企业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发展循环经济比较成功的企业，都能够通过循环利用本企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随着环保政策日趋严格与资源价格不断上升，使高污染排放型企业的成本压力日益加大，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不再可能，从废弃物中提取有用物质加以循环利用已成为一种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趋势。例如，水资源的短缺已使一些城市的水价大幅上升，而对废水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中水成本，已经低于自来水价格，这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回收利用废水资源以降低成本。
循环经济还可以增加就业，因为它能使产业链延长，在美国，废旧资源回收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竟与汽车制造业相当。当然，由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初期成本往往大于收益，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激励政策，对走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专题。
国际潮流迫使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过去5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使得许多区域性、分散性的环境问题也连成一片。如全球变暖、土地退化、森林锐减、水资源紧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每年死亡的4900万人口中有3／4与环境恶化有关。环境的急速恶化导致西方环境政治的迅速崛起，“环境无国界”成为国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常常将环境问题同其他重大国际事务捆绑起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已将人权与环保作为对外关系的两大基石。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概念设置了大量的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限制。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PPM标准、强制性绿色标志、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等等。
初期，是全球绿色消费运动促成了绿色壁垒，因为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和90%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都会考虑到产品的环保标准。然而后期的绿色壁垒，逐渐演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蔽制裁手段。发达国家用提高国内市场的环境标准来设置绿色壁垒，以平衡自己在劳动力价格、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劣势。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就达220亿美元，90%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标准主要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中的含铅量，皮革的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与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汽车排放标准，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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