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与生计间寻找平衡

中国园林网3月19日消息：在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时，不能将自然保护简单地视为“封禁限制”，也不能将社区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增加收入”。 

尽管我们寄予了大熊猫诸多关注和保护，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大熊猫依然是易危物种（VU）。自然保护区是目前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珍稀动物栖息地最重要的方式，但是，保护区内不仅仅有动物自己，人也是生态系统的一员。

如何平衡自然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正逐渐成为保护区管理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日前，昆山杜克大学举办“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可持续生计研讨会”，对这一话题展开交流和探讨。

从熊猫栖息地切入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1864只，栖息地面积258万公顷，有大熊猫分布和栖息地分布的保护区数量增加到67处。这是2015年2月，原国家林业局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

“在中国，各种类型保护地覆盖国土面积的18%以上。随着国家公园体系、生态红线和其他新兴保护形式的建立，势必有更多的社区被规划在保护地范围内。虽然保护区内已基本杜绝了采矿、伐木、基础设施建设等商业活动，但很少有针对放牧、采集等当地社区自然资源依赖型生计的可持续管理。”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告诉《中国科学报》。

放牧，是最普遍的人类干扰。在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中，人类干扰遇见频率前三位：放牧为34%、道路为14%、挖药为10%。“这种放牧是小规模、低成本、人力投入少、死亡率高的生产方式。”她补充道。

作为自然资源依赖型生计活动，放牧对当地居民生计至关重要，却又可能影响到保护地的生态环境和管理成效。

“由于森林的停伐，老百姓为了生存选择去放牧，但是由于修了水坝，把他们平时放牧的草地给淹没了，因此只能去保护区里面放牧。而且历史上保护区确实是老百姓传统放牧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传统的生计而已，但这对大熊猫是有影响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以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介绍。

与此同时，李彬彬团队发现不同保护区内放牧趋势不同，“受到自然淘汰、政府政策（鼓励或旅游开发）和市场需求（游客）的影响”。同时放牧依赖程度不一，靠近成都、绵阳等城市的保护区内几乎没有放牧现象；民族习惯不一；传统与非传统放牧各有差异。

在放牧活动中，因为牛羊的啃食，大熊猫的食物——竹子首当其冲。团队前往大熊猫栖息地调研发现，正常发笋率仅为20%，42%的样方没有竹笋。

李彬彬表示，相比较于家畜数量增加前，在放牧严重的低谷地带，熊猫活动减少50%，且正向高海拔、更陡的地区移动。“大熊猫栖息地退化了44%，新增10%，也就是说净退化34%。”

面临挑战是双重的

保护地内确实需要禁牧吗，什么情形适用、怎么有效实施？若允许放牧，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政策和法律来规范管理？它们各自的依据是什么？这引发学者讨论。

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自然保护地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王伟看来，长期监测、管理计划、具体实施构成自然保护地与当地社区关系科学管理的基本要件。

每一步都需要科学证据支撑，但生物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数据采集效率不高。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调研中发现，遇到的困难之一是放牧引起栖息地改变的高精度数据难以获取：难以从遥感解译中获取、地面调查数据难以外推、难以获得分辨率更高的家畜和野生动物活动数据。

此外，物种时空排斥的机制不明。比如食草家畜对草地啃食，是鹿、狍子、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竞争者；不同种群间疫病传播长期以来被忽略，如羊传染性胸膜肺炎造成野生麋鹿死亡。诸多问题需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来回答。

王伟表示，保护成效的目标是主要保护对象提升、主要威胁因素减少。

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较多关注对草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对森林、野生动物的影响关注较少；放牧对主要保护对象影响的深入程度不足；较少考虑社区居民自身的想法和发展需求。

对于来自社区的挑战，他研究发现，其多分布在贫困县，收入水平较低；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保护区的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与局限性；与社区利益相关方的协商不足；生态保护意识有待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的一个公共议题，营造良好的保护与发展关系，需要来自政策法规的护航、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更需要获得全社会共同的广泛关注。”他说道。

王伟认为，在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时，不能将自然保护简单地视为“封禁限制”，也不能将社区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增加收入”。“以保护成效为切入点，在减少对主要保护对象威胁的同时，寻求当地发展需求的平衡。”他说。

精细化 可持续

“自然保护区并非单独保护一个物种，人也是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大学教授秦天宝说道，在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生计问题上，要秉持可持续利用的观念。在不同区域里面，保护的动机、状态、策略也是不一样的，他建议进行精细化管理。

2016年，三江源地区被确定为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更科学、更精细、更有效的全新生态保护机制，力争实现人与自然共赢发展。

随着生态恢复进程加快，三江源国家公园境内草地、林地长势趋好，植被盖度稳步增长。最新监测显示，201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湿地监测站点植被盖度比上年平均增长1%，总体呈增长态势；监测样地指示物种增长变化明显，生物量平均增长率为4%。

两年多来，三江源国家公园将原有的各类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统一管理，“大部门制”从源头上解决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的弊端；创新设置生态管护员公益性岗位，越来越多的牧民放下牧鞭，端起了“生态碗”；建设生态大数据中心、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等，“拿拳头保护生态”的模式将成为历史……

其中就包括可持续生计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聘请了上万名牧民做生态管护员，他们肩负着山、水、林、草、湖、野生动植物的一体化管护任务。这些牧民完成工作每月会得到1800元的收入，保护本身也成为他们的生计之一。

除生态管护员岗位外，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使他们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长效收益。

如何在保护区及周边社区发展可持续的生计，值得引起管理部门及科研机构的重视。与会专家表示，自然保护区要提高自身科学化监测和管理能力，处理好社区关系，随着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才能有更有效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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