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国：乌木归属应通过法律和民意途径解决

2012年春节时，四川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农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了价值数百万元的乌木，不想他发掘之时政府半路杀出，夺走了乌木，称属于国有。吴高亮昨日表示已准备好起诉镇政府，称未经其许可，镇政府不应把所有权“争夺”在手，进行强制性挖掘，他认为镇政府的行为已涉嫌“滥用职权”、“行政违法”。其次，他将就乌木的归属权进行民事诉讼 。

沉埋的乌木归国家还是归私家？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乌木最终所有权归属，更深远的意义是，“乌木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因网络的快速传播，使这一事件被广大民众所知，并纷纷就此发表看法。“乌木事件”现仍在发酵，更多的人加入到讨论行列，使得这一事件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也正因此，以后如果发生类似事件，“乌木事件”最终结果将是一个现实参考样本。

也就是说，如果乌木最终归国家所有，那以后发生类似事件，就连讨论的程序都免了，国家直接拿去好了。反之，如果乌木最终归农民所有，那以后发生类似事件，所有权归属就不会发生争议。可见，乌木最终归国家还是归私家？已经不仅仅与发现乌木的农民有关，而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怎样主张权利？毫无疑问，通过法律途径，如果针对此事件法律存在不完善之处，难以达成法律上的共识，那就征求民意，让民意达成共识，让民众来决定乌木的最终所有权。这是解决乌木所有权归属最现实可选的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让农民与国家在一个开放平台上，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非一方强制另一方，不给对方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如此结果当然难以令人信服，遭致民众反对。

这就要求拿走乌木的国家“有关部门”，重新启动乌木所有权归属程序，通过法律途径、或是民意途径，全程公开地与发现乌木的农民进行平等对话，还农民主张权益的权利。相较乌木的经济价值，国家在这一事件中秉持何种态度所产生的“价值”，显然要重要、深远得多，两种“价值”无可同比。具体到“乌木事件”，只有通过法律、或民意途径，才能让发现乌木的农民个人权利得到维护和捍卫，乌木的最终归属争议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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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