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日报：栾城草农敢闹海

中国园林网6月9日消息：站在栾城农民的草地上，就像站在绿茵场上，就像置身绿色的海洋。如果此时再吹来一阵清风，或者再冉冉升起一轮朝阳，最好是昨夜曾飘洒过一场毛毛细雨，你能闻到草香，你能看到草尖上的露珠，你能捕捉到忙碌着的农民那心底的微笑和从黑红的脸膛上迸发的光芒。

自1999年河北栾城农民调整产业结构，试种绿化草以来，已经走过了十年里程。十年磨一剑，当初别别扭扭、忐忑不安种下的小草产业如今茁壮长成大块文章，成为河北省会石家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新中国农民脱胎换骨的标本。端午时节，记者来到这里，听他们有关种草的心得体会。

“刚种草时，一离了救生圈就呛水”

“刚种草时，一离开救生圈就呛水。”见到西董铺村村民李书贤的时候，他正在地头修路，他放学回家的儿子前来帮工，在绿油油的草地里开着修草机纵横驰骋。他说的那个“救生圈”，既是指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是指县里的草业公司。种草的第一年，李书贤地里家里寸步不离技术员，喷灌、灭虫等一招一式都虚心请教。由于悟性好，技术学得快，第二年就把门市部和房产全部抵押上，承包下乡亲们118亩地。“那时候，谁相信种草能旱涝保收呀？如今西董铺村成为种草专业村，村里327户有200多户种草，种粮的收入显然干不过种草的。”

“我们是全国的产粮大县，祖祖辈辈都是斩草除根的好把式。种草是个新鲜玩艺，头一年很多人看西洋景，也有人等着瞧笑话。好在县里率先成立了草业公司，先培训技术员，再培训村干部，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说这番话的是南柴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连续。这个村今年种了1500亩草，他本人种着86亩草。去年每股分红利25万元，他比喻种草就是掘金，就是开矿办企业。

南李村农民吴玉芳也说自己当初是被赶下水的旱鸭子，第一茬草籽是政府帮着撒下的，前几年的50%、30%都是县乡干部帮助吆喝推销的。和吴玉芳说话间，有一辆挂着山西牌照的36吨半挂车隆隆开来，十几个妇女忙不迭地往车上搬草卷。大腹便便的吴玉芳拿起电子计算器给商户结算。他说今天共卖出6000平方米，每平方米四元，四六两万四。“去年草贵，每平方米下不来6元，高时卖到七八元，一亩地666平方米，亩出产三茬儿，我租着180亩土地，这个账是不难算的。”

吴玉芳与藏富怕富的祖辈截然相反，他主动告诉我们，眼前这片地没有多少，村北还有60亩，村南还有70亩，他给土地转租者的交换条件是“双700”，即夏季700斤小麦，秋季700斤玉米。也有超过这个数的，因人而宜，因地而宜。把土地转租给他的人也有在他这里打工的，挣日工一天30元，帮他拔杂草或开修草机；也有挣计件工资的，每往车上搬一平方米草卷挣2角5分钱。记者看到，一位叫李美英的妇女，除了挣计件工资，就是在吴玉芳的草地里收拾剪下来的嫩草尖——她喂着25只羊，她的羊是嘴上抹石灰——白吃。

和吴玉芳相比，吴书训种着10亩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草行情把不准，有时高有时低，不敢大干，他是蛤蟆吃蚊子——小打小闹型，尽管小打小闹，每年也能收入六七万元。[分页]

“风里浪里长见识”

“凡是种草的都有过曲折，都走过麦城。那一年草在地里疯长，都急着销售，孟建国接到客户一个电话就上了青岛，到那里管了人家几顿饭就回来了，连一棵小草也没有卖出去。”

“德州一个客户拿着一万元的汇票给了李书贤，李书贤的家人把汇票当人民币锁进匣子里，等用钱时再取出来，汇票上的钱早不翼而飞了。”

“一个翻译的几句洋话就骗走草业公司33万元”。如今听着这些流着喜泪带着苦涩的诉说，不难想象当初草农闯市场的尴尬。

“经过市场上十年摔打，我们该承受的也承受了，现在都成了种草能手，成了市场主体。不经风雨，难见彩虹。”地头上挂着“国庆草坪苗木”大幅招牌的刘固庄的马国庆，正兜着一布袋皮尺给山东的客户丈量草平方，他只能见缝插针地应答记者的采访。

地里的人忙乱得成了一团麻，有开起草机的，有举着铲刀一段一段分割草卷的，有装车的男人一不小心踩了妇女的脚而招致惊叫或嬉骂的。

“我的体会是三年一个周期，去年草价高，今年价格低迷。凡是能坚持下来的都挣钱了，盖了洋楼，买了轿车。种的多挣的多，因为这是个朝阳产业。种赔的也有，但总是少数，我也有赔的年份，在我们这里挣少了就算赔。既要学会种草，更要学会卖草。在十年卖草过程中我也被皮包商骗过几次，把草倒腾走以后就找不见人影了。有些单位和部门用了草以后迟迟不付款，逼着我学会了依法讨债，学会了诉讼打官司。” 说完这些话后，老马就坐上小车陪客户吃饭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活脱脱的草皮大亨的背影。

西董铺村李计身种70亩草，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喝酒回来，问他种的什么草。他说美国草，早熟禾系列橄榄球午夜2号；问他从哪里弄来的草籽。他说是从加拿大用编织袋背来的，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逗笑了。“从加拿大到栾城走几天？”有人开始绊他的马腿出他的洋相。“这个你去交通局问张瑞海去，我不给你犯嚼舌。” 李计身说的张瑞海是现任县交通局长，当年的草业公司总经理。栾城的第一袋草种就是他从加拿大背着飞到美国，又从美国飞日本，再从日本飞北京，同机请来的还有外国的师傅、翻译。

“风里浪里长见识。”栾城镇农技站站长于学森一句话道出当地农民十年种草的肺腑之言。于学森1999年来到春源草业公司当技术员，2006年调回农技站。之所以离开春源，“当年的徒弟都出息成种草把式了。所以我也光荣下岗了。”[分页]

“俺现在光想往深水里游”

“我在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铺草时见过邓亚萍。”“我在北京四环铺草时，正赶上北京市长去视察。” “我去上海虹桥机场铺草的那一年，你的老婆因为你犁了小麦改种草生气回娘家了。”我们来到五里铺的时候，一堆人正在那里吹牛侃大山呢。

“我现在光想往深水里游”发这番感慨的是张还计，他是南柴村人，在五里铺投资租下110亩地。他的经验是，打猎就要打狮子，游泳就要下长江。草越往高级场所铺越金贵。你想想，上海虹桥机场和北京的鸟巢什么地价？但没有勾勾嘴吃不了瓢瓢食，同样种草不同样收入，有同行没同利，这就跟平常侍弄庄稼一样。现年55岁的张还计，现在正学着儿子退下来的课本。

武素英也是南柴村人，因本村没地可租了，也跑到北五里铺租种了100亩地。武素英见到记者的时候，误以为来了买草的，又递名片又问联系方式，捕捉商机的举止落落大方分寸得体。在武素英的地头，围坐了一堆妇女，她们没活儿的时候或做做针线或甩甩扑克，一旦来了拉草的，大家就扑上去争活儿干。前表中村妇女袁英早7点就骑着自行车来这里打工，如果来晚了，只能开剪草车，挣30元。如果抢到抡铲草的大铁铲，就能挣到40元。

杜吉元是栾城春源草业有限公司的第四任经理，刚从张家口卖草回来。说到种草，他就像打开了话匣子：“现在这个产业能够活下来，兴起来，真该给几任县领导敲锣打鼓送金匾。不管是毛书记还是王县长，都是护草使者，都是栾城草皮、栾城草莓的宣传员、推销员。”

“全县目前以种草为生和参与种草的农户达到2238户，其中经营20亩草业以上的农户达到180户；全年围绕草业投入劳力四万五千人，农民草业年收益接近亿元。同时带动了苗木业、运输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崛起， 这几年又兴起专门做工程的绿化设计公司，有12支绿化专业队，施工技术也不断改进，有人研制起草机，有人试种彩色草，腐殖草，体现出农民的创造力，栾城草业发育成了真正的市场草、富民草。”

“农民闯市场的风姿俨然与十年前不能同日而语了。当初去上海卖草时回程舍不得坐飞机，施工的农民搭货车周转了一星期才回来。现在出门做工程，该住宾馆住宾馆，该坐飞机坐飞机。栾城草农敢闹海，十年前见水就发怵，现在就嫌市场的海不宽、浪不高。”

(来源：石家庄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