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观点：古建筑 学明清建筑的返照与升沉
2005年03月17日 09:31南方日报谭元亨
浙江园林网3月17日消息: 尽管我国现存的古建筑，大都是明、清两朝所保留下来的，或明建清修、或明始清扩，总的格局，基本上是明的模式。而明的模式，由于理学的盛行，做人、造物的规范，渐趋于严酷，所以，在宫殿、陵寝建筑上，有种种的文化禁忌，种种的严厉规定，从而变得呆滞、僵化，了无生气，全然没有汉唐的质朴、宋代的诗意，并且带有压抑人性、摒弃情欲、恪守伦理准则的死板面孔。
我这么说，未必所有人都赞同。毕竟，我们所能见的宫殿建筑，也还是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可轻易臧否。所以，也有不少史家认为，明清建筑，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者，从而焕发出集大成后的辉煌，一样具有历史性的成就，不可以过于苛求。
这么来说，自然也不无道理。
本来，按一般的历史逻辑而言，从“天人时代”、“英雄时代”到“贵族时代”，也应该似西方一样，在商业社会之际，建筑也当走向“人的时代”，可中国，为何又来了个回旋，明清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当是秦汉之“返照时代”，讲究天人感应，甚至讲究到数字上的禁忌，体现王权的意志以及严厉的伦理秩序——当然，这是指主流意识而言，于民居、于园林，则又是另一种指向。
宫殿、陵寝，是封建末世纪的回光返照。
而民居、园林，却是市民社会的延伸。
还是回到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的评述上，他认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段文字读下来，颇教中国人痛心疾首。
不仅宋朝，就是明中叶，类似的商业革命亦有发生，一个商业革命下的市民社会，是完全应该从“英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包括建筑，也应该有一个“人的时代”，可我们没有，基本上没有出现。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原因在于“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正因为这些封闭与约束，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不过，他没有看到，宋亡于元，而元的大军，每每大胜之际长驱直入却败于海战，于是乎有了五次禁海。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后，一下子戛然中止，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后绝响。也就是说，正是明清两朝让中国在唐宋时这么一个海洋大国，内敛为一个虚弱的内陆农业国——这才是让经济失去自由发展的最大倒退，当西方列强开始在东南亚扩张之际，中国却是大踏步地撤退，“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这种倒退，也使试图“复古”到秦汉的明清建筑，失去曾有的上升与灵动，而变得沉滞与呆板，使在主流意识下的宫殿、陵寝之类建筑，几乎乏善可陈。
而园林、民居，则是沿着历史的逻辑，在努力走向“人的时代”，这也成为在强大的主流意识压抑下所仅余的“气孔”，多少有一些新鲜空气可进来，从而使这么两个死气沉沉的封建末世纪朝代，多少呈示出一些活泼的、多姿多彩的民间生命力。这便是江南园林、岭南园林、苏州民居、岭南民居的产生——从宋代、明代，一直到清末民初，当有线索可寻。在主流建筑倒退至秦汉并僵化之际，这些民间建筑却仍曲折地，但富有生命力与表现力地由宋时向前发展。
有时，历史是不可以用简单的几个时代加以界定的，任何界定都是限制，也就走向了反面。这里仅只能作一个模糊的把握，让人们对中国建筑史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有所认识。
作者系华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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